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正符合条件,以后就别找我了。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然后就去了其他一些地方,可惜都没办法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不适宜在外面长期旅行的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安定下来,并且不喜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喜欢走太长时间的路,不喜欢走着走着不认识路了。所以我很崇拜那些能到处浪迹的人,我也崇拜那些不断旅游并且不断忧国忧民挖掘历史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男的,对于大部分的地方都应该是看过就算并且马上忘记的,除了有疑惑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这家的屋顶造型和别家不一样或者那家的狗何以能长得像只流氓兔子之类,而并不会看见一个牌坊感触大得能写出两三万个字。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我没理会,把车发了起来,结果校警一步上前,把钥匙拧了下来,说:钥匙在门卫间,你出去的时候拿吧。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这时候老枪一拍桌子说:原来是个灯泡广告。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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