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坑鹰猎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在这样的秩序中只有老夏一人显得特立独行，主要是他的车显得特立独行，一个月以后校内出现三部跑车，还有两部SUZUKI的RGV，属于当时新款，单面双排，一样在学校里横冲直撞。然而这两部车子却是轨迹可循，无论它们到了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因为这两部车子化油器有问题，漏油严重。

当我看见一个地方很穷的时候我会感叹它很穷而不会去刨根问底翻遍资料去研究它为什么这么穷。因为这不关我事。

我浪费十年时间在听所谓的蜡烛教导我们不能早恋等等问题，然而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在到处寻找自己心底的那个姑娘，而我们所疑惑的是，当我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居然能有一根既不是我爹妈也不是我女朋友爹妈的莫名其妙的蜡烛出来说：不行。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一凡说：别，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一起吃个中饭吧。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