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二十四小时

上海就更加了。而我喜欢小超市。尤其是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其实我觉得要生活复杂起来是很的，但极端的生活其实应该是下意识地在等待一样不可预料的东西的出现。因为人不得不以的姿态去迎接复杂的东西。-

那家伙一听这么多钱，而且工程巨大，马上改变主意说：那你帮我改个差不多的吧。

第二笔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车主专程从南京赶过来，听说这里可以改车，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车能改成什么样子。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第二是善于打小范围的配合。往往是三个互相认识的哥儿们，站在方圆五米的一个范围里面，你传我我传他半天，其他七个人全部在旁边观赏，然后对方逼近了，有一个哥儿们(这个哥儿们往往是站得最靠近自家大门的)支撑不住，突然想起来要扩大战线，于是马上醒悟，抡起一脚，出界。

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